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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

2019年12月19日 - 职业教育

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东方早报:英国的一个词典我们把你称为“全世界唯一一个由革命造就的编词典的人”,为什么这么说?陆:我是学英语的,那时说我这个人只“专”不“红”,资产阶级思想太多,不可以教学生,不能跟人打交道,只能跟字去打交道,所以让我去编词典。东方早报:当时的学习资源基本上都被封锁了。你怎么编词典?陆:当时编的是中型的《新英汉词典》,很多资料都是我自己在阅读中搜集起来的。后来出版了以后,法新社、《南华早报》、《纽约时报》都有评论,说中国有一批关注着美国就像美国的中国通关注中国一样的人。当时“水门事件”后国外出现一个新词叫“管子工”,就是指总统的丑闻要漏出去时,专门管堵漏的那些人;还有“裸跑”,当时国外大学校园里刚刚开始“裸跑”。这些词都是我靠自己阅读,像“走私”一样偷偷地运到词典里去的。东方早报:可当时你有什么途径来获得新鲜的阅读材料?陆:那时我有几个朋友在写作组里,知道我英语好,让我去做翻译。我就提了一个条件,说“你们得给我看资料”。这样我得到了第一手的英语学习资料。那时候我就在一台老式的打印机上打出了四五份自己从没见过的英语资料,每份都有四五十页,起名叫作《孤燕》———因为我找的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孤例,被我的老师葛传椝先生笑称“Oneswallowdoesn’tmakeasum-mer”(孤燕不成夏)———夏天在英国是好天气,一只燕子是成不了好气候的。东方早报:你曾经提到过,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第一位依据应是知识至高无上的自怡性。
陆:对,就是自怡性,看书是自怡,表达也是自怡。就像爬山一样,我要爬山就因为山在那里。我喜欢不停地往词典里面加东西。我们的校样———印刷厂的老工人说“你们的样稿是打翻了墨水瓶,除了黑色的,蓝的红的都有。他们不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我自己后来总共不过得了298元稿费。当时虽然也遇到许多干扰,但能看到ABCD,还能接触到业务,对我已经是福分了。这样总算能“曲线救书”。东方早报:那本词典后来的命运如何?卖得好吗?现在的人大多数都是知道你后来编的《英汉大词典》。陆:这部词典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卫生手术”,把“喜儿打了地主一下耳光”之类的“中国式英语”从书里面挖走,补进长度上跟它差不多的句子之后,总算生命力还是挺强的,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卖了1000万册,估计已经创纪录了。那时国外的词典还没有进来,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英语热中,《新英汉词典》起了很大的作用。东方早报:如果按你自己的想法,收词条的依据是什么呢?陆:现在电视里球赛“马上回放慢镜头”这个词在上世纪70年代时刚刚形成,叫“InstantRe-play”,我那时收到一个内部交流杂志里去了,但是当时看小样的时候没查出来,误印成了“In-stantReply”。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把我们的错误也抄进去了。从此之后,我就形成了一个信念,就是一个语言现象必须有五个不同的来源,我才考虑把它收入词典。东方早报:听说你现在又在编《英汉大词典》的第二版,这次你最想改进的是什么?陆:那些不科学的内容。比如人名条目,从前喜欢加主观判断,但其实只要写客观性的内容就可以了。比如戈尔巴乔夫,只要把他某某年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东西说清楚就好了。这样这本词典才经得起时间考验。东方早报:你主张编词典要用白描手法,尽量客观?陆:对,factual,做学问最要紧的就是实事求是。时代在发展,新词的补充当然也有,包括那些国外的词典到今天也还没有收,但是我听到过,甚至经常用的。比如说“disabled”是“残疾”的意思,现在有一个新词叫“do-mesticallydisabled”,是说女人不会做家务。东方早报:你现在担任复旦外语学院院长,也做过政协委员,还在《万象》杂志上写散文,是一个多重身份的发言者。哪一种发言方式最使你愉快?陆:我觉得现在太学术的东西往往荒原化了。明明是昨天看了一场电影,一定要讲“昨天有一段美好的美学经历”。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比较有话语权的个人,讲真心话。其实我比较倾向于做我的导师徐燕谋先生那样的人,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不是很精明的,不是非常看重名利的,也希望自己不要受太多伤害。东方早报:还是回归到知识分子的自怡性上来?陆:对,按照宇宙的起源说,生命就是一个偶然。明白这一点,生活就可以简单得多。所以我特别喜欢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我可以置身在胡桃壳里,却是无限的主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给学生以营养———健康的,虽然未必是polit-icallycorrect。给学生的选文中,我经常让他们听不同的声音:“9·11”以后,美国国内对恐怖分子一片谴责声,我让他们听乔姆斯基的声音,明白“9·11”发生的原因;里根死后,美国国内一片颂歌,我让学生门听当今美国的许多弊病都始于里根时代的评论,希望他们学会以不同的声音发言。

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学习英语的人,早晚都会见到复旦大学陆谷孙先生的大名。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与《中华汉英大词典》,是英语学习者离不开的工具书。

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你的名字不但会活在你的亲人们中间,更会在你的同仁心中和读者心中活得同《英汉大词典》一样长久。1991年,英汉大词典》编写组成员之一的乔艾宓猝死,陆谷孙在追悼词的末尾说。时隔25年,说这话的人也走了。2016年7月28日下午1时39分,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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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学习英语的人,早晚都会见到复旦大学陆谷孙先生的大名。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与《中华汉英大词典》,是英语学习者离不开的工具书。7月28日,当77岁的陆谷孙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众人纷纷缅怀这位驾鹤西游的“老神仙”。为什么一位从事相对冷门学问(英汉词典学、莎士比亚研究)的学者,故去后会得到这么多人的缅怀?

“你的名字不但会活在你的亲人们中间,更会在你的同仁心中和读者心中活得同《英汉大词典》一样长久。”1991年,《英汉大词典》编写组成员之一的乔艾宓猝死,陆谷孙在追悼词的末尾说。

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从枯燥的词典编辑中发现乐趣

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时隔25年,说这话的人也走了。2016年7月28日下午1时39分,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与世长辞。

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散文家董桥在《陆谷孙的生死恋》一文中说:“北美词典协会的Thomas
Creamer说编字典的人必须是‘铁屁股’,靠坚毅的耐力做点点滴滴的长命工作。”这种“铁屁股”精神正是学人常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后来北方有一位先生编新词典,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是时,上海雷声轰烈,暴雨如注。

有20余万词条、1500多万字的《英汉大词典》是由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第一部综合性英汉词典,这本书也是陆谷孙引以为傲的杰作,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钱钟书为该书题写了书名,称赞它“细贴精微,罕可伦偶”。出版多年来,《英汉大词典》不光对国内英语学习者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是联合国必用工具书之一,曾被英美词典专家称为“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

弟子朱绩崧评价,陆先生“于吾国外文学界,巍然一代巨擘宗工”。

语言学家陈原曾对陆谷孙说:“你晓得欧洲要惩罚一个人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你怎么会编得这么来劲?”在陆谷孙眼里,编词典这份枯燥而漫长的工作是乐趣无穷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在回忆陆谷孙的文章里说,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每天对着满稿纸密密麻麻的中英文,真是太辛苦,可是陆谷孙好像乐在其中,常常说起他想到一个对译中文俚语成语典故的绝妙英文表达,就张开嘴大乐,对于英汉之间的“转换”,“他真的是乐在其中”。去世前半个月,陆谷孙还转发给葛兆光一篇文章《你必须知道的27个才华横溢的Chinglish
words》,探讨了“屁民”、“女秘书”、“中国特色自由”等词的译法,陆谷孙还加上一些批注,“说《中华汉英大词典》是他最后的事业,我知道他看重这部书的意义”。

1 学界“泰山北斗”

实际上,陆谷孙走上词典编辑的路子有点意外。“我本来就是个教书匠,‘文革’时期工宣队说‘你这个人不能教书,教书就是放毒,你得去跟字打交道’。”陆谷孙在一次受访时回忆,不能教书又没有事情干,只能找份忙点的工作。不过,在编词典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乐趣所在。“能够发现些人家没发现的,编英汉词典时,发现那些甚至英美词典里都没收入的,放在自己编的词典里,很有成就感嘛!”陆谷孙说,因为编词典,他不用去五七干校劳动,而发现的新词还给了他“像猎人打猎有所斩获一样愉快”。

陆谷孙,江湖人称“陆老神仙”。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专门负责《英汉大词典》的编辑张颖取的昵称。

大约10年前,“blog”开始在西方网络世界风行,但对中国人还是新鲜事物。显然,“部落格”的音译不够贴切,最终比对多方资料敲定为“博客”。陆谷孙曾这样说:“你或许是第一个找到它最准确中文释义的人,你无形中会成为一个新词的发明者,这种乐趣难以言表。”

那时《英汉大词典》正编到第二版,陆谷孙放手给编写组的后辈。后辈们尊重他,大事小事常来请示,他两手一摊,说随便你们拿主意。

改革开放后,当初和陆谷孙一起编词典的同事,一个个另谋高就去了,到了编新版《汉英大词典》的时候,已经“不是人才流失问题了,就没有人来参加”。2013年,陆谷孙病愈后全身心投入工作,为了和时间赛跑,他几乎处在半隐居状态。遗憾的是,他能找到愿意编辑词典的人依然很少,“从科班的硕士、博士中能找到愿意加入国家编词典的非常少,他们宁可多写一些理论文章,也不愿意加入国家。因为参编词典从大的评价体系中不算成果,不参与职称评定”。

“他说要‘揭盖子’,说很多事情他在上面,年轻人没法出头的,整天把他名字写在前面。”张颖说。出版前,陆谷孙与张颖几番争执,希望主编能换成年轻一辈,而不再是自己的名字。却最终没拗过出版社,毕竟词典名称本身辨识度不甚高,读者来买都是冲着“陆谷孙”的名头。此后每逢媒体采访谈及《英汉大词典》,陆谷孙总要强调一句,这是国家合作,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在接受采访时,陆谷孙谈到编辑词典的理想状态时说:“如果有一个国家,个位数也行,知识储备和语言造诣相当,大家不愁或不在乎职称,规定好任务。盯住北美、英国、澳新……这些人还要坐得住,甘愿寂寞,就像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的‘身陷胡桃壳,心主太虚游’。”

陆谷孙30岁与词典结缘。此后21载,《新英汉词典》《英汉大词典》先后出版,成就一世泰山北斗的盛名。

埋首五年,跟随葛传椝、林同济先生,他一边“早请示,晚汇报,献忠心,下干校”,一边顶着催逼和监督的压力“曲线救书”,提高词典的实用性。当时上海市委写作小组需要了解国外情况的内参资料,陆谷孙因英文佳而成编译员,得以借机阅读大量英文资料。初版之初,极左的词条收录不少,但也多了不少英语新词。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一番修整,《新英汉词典》生命力渐旺,至九十年代初时,学英语的人基本人手一本,翻到边角都折起来。

197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拍板,编写《英汉大词典》的国家任务被指派到上海。陆谷孙调派进编写小组。彼时编词典不用去“五七干校”劳动,编写组成员一度多达108人。两年后,改革开放,诸人各奔前程,编写组一度仅剩17人。缺钱,缺人,上面的领导不重视,陆谷孙气性倒上来了:非编完不可。

1986年,他接受任命,成为《英汉大词典》主编,当场立下投名状:编完词典之前不出国、不兼课、不另写书。

1991年,历时15年编纂的《英汉大词典》出版,在查得率和收词量上成绩斐然,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

2 “跟时间赛跑”

编完《英汉大词典》,陆谷孙本可以功成身退。然而他没有忘记,梁实秋编了《远东英汉大词典》,林语堂编了《当代汉英词典》,视两位为
role
model的陆谷孙心动了。新千年伊始,他又将心力投入了《中华汉英大词典》。

不同于《英汉大词典》,这一次没有专业国家,所有参编人员全是兼职,聚散无常,唯有陆谷孙坚守阵地,倍加沥血呕心。周围所有人都说,他每天都在工作,没有一天停下来过。看得晚,睡得晚,起得却不晚。为提神,要喝酒、喝咖啡、喝浓茶。

按陆谷孙自己的说法,这是在跟时间赛跑。2014年第一次脑梗后,他曾经无不担忧地对保姆“胖阿姨”说起:“这个大词典我不知道还编得完吗?”胖阿姨安慰他:“编得完的,那么多人等着你呢,你慢慢编,不要急。累了就休息休息。”

1991年,在一篇名为《关于生和死的思考》的悼词中,陆谷孙写道:“我常想,《英汉大词典》当然是我们我们所钟爱的‘精神产儿’,但与此同时又好像是一种物化了的巨大的吞噬力量,无情地消耗着我们的心血乃至生命。既然是一项事业,它就要求牺牲……”这似乎也成了《中华汉英大词典》和他自己的写照。编词典从不是一条热闹的康庄大道,同路者始终寥寥。但这终于成了陆先生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最初是被调派,那么行至晚年,他已将之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贯至终身。

3 名利场外走,身边人中留

相熟的人说,“老神仙”虽是戏谑,倒也确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陆先生的风骨。

《英汉大词典》的出版,以及陪同朱镕基访问香港时,与时任港督互背莎士比亚名句,使陆先生的社会影响力大增。1991年评奖,有四个头衔非要给他不可,最后他推了三个,勉强拿了“上海市劳动模范”——劳动总归还是劳动了的,不算太亏心,别的都太虚。但领奖仪式也不去,怕浪费时间,请也请不动。

此后二十余年,各种奖项纷至沓来,所谓高端学术会议、机构邀请也从未中断。陆先生最看不惯学术圈中“拜码头”,做评审“判官”的做法:“我深感这工作有时干不了,有时又不屑干,还是金盆洗手,老老实实当我的教书匠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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